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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朽的建安風骨

【發布日期:2018-09-29】 【 關 閉 】

  建安起自公元196年,止于公元220年,共25年。但文學史上的“建安時代”并不限于此,大致等同于漢末魏初時期。“文變染乎世情,興廢系乎時序”,建安詩人早年大多飽受戰亂之苦,在親眼目睹了人生的悲苦、世道的亂離后,他們視野更加開闊,思想愈加活躍,遂繼承《詩經》、漢樂府“感于哀樂,緣事而發”的現實主義傳統,以其如椽之筆發憂生之嗟,哀黎庶之艱,廣泛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和人民生活面貌,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篇章,建安詩歌所體現的時代特征與精神風貌更是被后人譽為“建安風力”“建安風骨”。

    文學的自覺與詩歌強烈的抒情性 

  東漢末年,詩歌開始嘗試追尋自身的審美特征,詩歌創作變成了作者的個人行為,用以抒發他們的生活體驗和情感。詩人們不必再“華實所附,斟酌經辭”,而是如曹丕《典論·論文》所說的那樣,“寄身于翰墨,見意于篇籍,不假良史之辭,不托飛馳之勢,而聲名自傳于后”。這種嶄新的文學觀念有助于詩歌的蓬勃發展,建安時期的很多優秀作品,都充滿了詩人由現實生活所引發的情感,有著強烈的感染力。曹操現存詩歌都是樂府古題,但內容卻是通過描寫社會現實抒發自己的情感。如《薤露》本為挽歌,曹操卻借此題寫出了“瞻彼洛城郭,微子為哀傷”的麥秀之感、黍離之悲。又如《步出夏門行》本名《隴西行》,曹操卻用之寫“樹木叢生,百草豐茂。秋風蕭瑟,洪波涌起”的海景,其“日月之行,若出其中;星漢燦爛,若出其里”二句更是“氣雄力堅,足以籠罩一切,建安諸子未有其匹也”。清代詩人沈德潛說,曹丕“詩有文士氣,一變乃父悲壯之習矣。要其便娟婉約,能移人情”。曹丕善以文人深婉細膩的筆觸寫人的內心世界,其代表作《燕歌行》始言“秋風蕭瑟天氣涼,草木搖落露為霜,群燕辭歸鵠南翔”,承宋玉《九辨》、劉徹《秋風辭》而后出轉精,頗能以景移人之情;中間“賤妾煢煢守空房,憂來思君不敢忘,不覺淚下沾衣裳”數句將思婦的情感表達得纏綿悱惻,凄婉動人;結語“明月皎皎照我床,星漢西流夜未央。牽牛織女遙相望,爾獨何辜限河梁”,真如“西子捧心,俯首不言,而回眸動盻無非可憐之緒”。曹植詩歌“情兼雅怨”,在感情表現上更加深入,試觀其《名都篇》云“白日西南馳,光景不可攀。云散還城邑,清晨復來還”,《公宴》曰“飄飖放志意,千秋長若斯”,這種浪漫、自信、樂觀、充滿熱情的少年意氣,是早期曹植留給后世詩人的寶貴精神財富。晚年的曹植閱世既多,詩賦益工,其不變者則在深情。如《七哀詩》云“明月照高樓,流光正徘徊”“非以詠月也”,但因曹植將身世之感并入詩中,融情于景,“后人詠月之句,雖極其工巧,終莫能及”。又如《贈白馬王彪》云“丈夫志四海,萬里猶比鄰” “憂思成疾疢,無乃兒女仁”,非深情之人不能道,王勃的“海內存知己,天涯若比鄰”正由此化裁而出、千古傳誦。三曹之外,“建安七子”的詩亦無不極具抒情性。如徐干《室思》云“自君之出矣,明鏡暗不治。思君如流水,何有窮已時”,語言極為當行本色,堪稱替千古閨中女子代言。又如,劉楨臥病漳浦,其《贈五官中郎將》曰“自夏涉玄冬,彌曠十余旬。常恐游岱宗,不復見故人”,細膩地描繪出自己的病中心理,被方回譽為“娛憂紓怨,尤足以見士君子之操”。同樣是劉楨,其《贈從弟》則云:“亭亭山上松,瑟瑟谷中風。風聲一何盛,松枝一何勁。冰霜正慘凄,終歲常端正。豈不罹凝寒,松柏有本性。”詩中凌霜傲雪的松柏不惟是“貞骨凌霜,高風跨俗”的劉楨之夫子自道,更是中華民族不畏艱苦、踔厲奮發精神的象征。

    生命的感悟、省思與超越 

  華夏先民很早就意識到人生的短促與宇宙的永恒,《詩經·曹風·蜉蝣》云“蜉蝣之羽,衣裳楚楚。心之憂矣,于我歸處”,《離騷》說“日月忽其不淹兮,春與秋其代序。惟草木之零落兮,恐美人之遲暮”,均系類似的感悟,嘆息人生的短暫實際上是國人珍視與熱愛生命的表現。建安年間,疾疫橫行、戰亂頻仍,詩人們本就敏感的心靈更加切實地感受到生命的無常與脆弱,人生感悟主題的詩文自然大量涌現。建安詩人們悲憫“天地無期竟,民生甚局促”,唏噓“人生一世間,忽若暮春草”,感傷“人生居天壤間,忽如飛鳥棲枯枝”,嗟嘆“曰仁者壽,胡不是保”,就連氣韻沉雄、“如幽燕老將”的大詩人曹操都曾感慨“對酒當歌,人生幾何?譬如朝露,去日苦多”。倘若建安詩人僅止步于此,則不過是“人生天地間,忽如遠行客”“人生非金石,豈能長壽考”的舊調重彈。可貴的是,他們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,以有涯之生追求更高的人生價值。建安詩人悲嘆“痛哉世人,見欺神仙”,他們不迷戀以虛妄手段增加生命長度的“神話”,而是執著于“此在”,更關心生命質量的提升與自我價值的實現。因此,曹操雖嗟嘆“神龜雖壽,猶有竟時;騰蛇乘霧,終為土灰”,但旋即說“盈縮之期,不但在天;養怡之福,可得永年”,并喊出了“老驥伏櫪,志在千里;烈士暮年,壯心不已”的時代高音。曹植雖感嘆“驚風飄白日,忽然歸西山”,但隨即想到的是“圓景光未滿,眾星粲以繁。志士營世業,小人亦不閑”。曹丕是“三曹”之中最具文士氣質的詩人,面對“昔年疾疫,親故多離其災,徐、陳、應、劉,一時俱逝”的人生悲劇,他在痛定之后得出的結論卻是“文章,經國之大業,不朽之盛事。年壽有時而盡,榮樂止乎其身,二者必至之常期,未若文章之無窮”,誓以詩文之長存消解人生短暫之長恨。建安詩人這種正視生命、惜時如金、積極有為的人生態度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,對歷代有志之士有極大的激勵作用。

   用世熱情的高漲與人生理想的高昂 

  劉師培在《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》中還指出,“獻帝之初,諸方棋峙,乘時之士,頗慕縱橫”,東漢末年復雜的政治形勢激發了建安詩人們的功業思想和英雄意識。“白骨露于野,千里無雞鳴”,作為杰出的政治家、軍事家,曹操看到了漢末戰亂給社會、百姓造成的深重苦難,其詩歌主要表達渴望國家一統、“再使風俗淳”的雄心抱負。《度關山》開端便是“天地間,人為貴”,凸顯以人為本的價值觀;次曰“車轍馬跡,經緯四極。黜陟幽明,黎庶繁息。于鑠賢圣,總統邦域”,表達對政治清明、國家繁榮、人民富庶之向往;繼而曰“有燔丹書,無普赦贖。皋陶甫侯,何有失職”,通過對皋陶、甫侯的歌頌,表達其樸素的“法治公正”思想;最后以堯舜對比作結,抨擊“侈惡”,高倡“儉為共德”,希望建立“兼愛尚同”的國家。《對酒》則曰:“咸禮讓,民無所爭訟。三年耕有九年儲,倉谷滿盈。斑白不負載……路無拾遺之私。囹圄空虛,冬節不斷。人耄耋,皆得以壽終。” 曹操以古樸直白的語言描繪了其政治理想——天下承平,河清海晏。還有今人耳熟能詳的《短歌行》,其結語曰“山不厭高,海不厭深,周公吐哺,天下歸心”,一反詩歌伊始“譬如朝露,去日苦多”之悲涼,堪稱與“老驥伏櫪,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,壯心不已”比肩的時代強音,充分表達了詩人闊大的胸襟與一統寰宇的壯志。

  曹植早年隨父征戰四方,對自身才華高度自信,“懷此王佐才,慷慨獨不群”“騁我徑寸翰,流藻垂華芬”。《白馬篇》中“控弦破左的,右發摧月支。仰手接飛揉猱,俯身散馬蹄。狡捷過猴猿,勇剽若豹螭”的幽并游俠兒就是曹植對自身形象的理想映射,尾聯“捐軀赴國難,視死忽如歸”流露出詩人渴望建功立業的英雄氣概和報效國家的決心。曹植晚年備受猜忌、懷才不遇,仍不改初心,他反復自陳“閑居非吾志,甘心赴國憂”“志欲自效于明時,立功于圣世”,建安詩人用世熱情之高漲由此可見一斑。

  曹氏父子而外,“建安七子”同樣不甘以文士自居。“七子之冠冕”王粲撰《從軍詩》五首描寫他隨曹操出征的所見所感,“被羽在先登,甘心除國疾”“雖無鉛刀用,庶幾奮薄身”云云都表達了其報效國家的夙愿。劉楨“何時當來儀,將須圣明君”、陳琳“建功不及時,鐘鼎何所銘”亦均為自述壯志之言。

  建安詩人入世之情的普遍高漲,使詩歌呈現出慷慨激昂、剛健明朗的風格特點。與黑格爾“密涅瓦的貓頭鷹要等到黃昏到來,才會起飛”的西方文化傳統不同,中國的有志之士向來認為“天下有道,丘不與易”,是以“風雨如晦,雞鳴不已”。建安詩人面對世道的亂離,將個人與國家的前途、民族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,主動承擔起歷史賦予的責任和使命,這種敢于正視社會與人生苦難、濟世興邦的積極進取姿態,正是對窮且益堅、砥礪不懈的中國文化精神的最好詮釋。(作者:李浩 王旭 單位: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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